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。最早发现的铜鼓是云南万家坝铜鼓,距今2600多年。铜鼓在当时象征权利、财富,常用于祭祀、战争、娱乐等,学界有“北鼎南鼓”之誉,足见其重要历史地位。
铜鼓代表着当时冶金技术、铸造技术的先进水平,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从保存至今的众多历代铜鼓中可以知道,中原文化和技术对铜鼓发展流变产生重要影响。直到今天,铜鼓仍在南方许多民族中使用,千年的鼓声还在回响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“大交融”单元,《铜鼓之声》展区展出的多件铜鼓,是中原与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。
历史演化:各民族共同创造和传承铜鼓文化
铜鼓文化源远流长,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信息。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为铜鼓的铸造提供了技术基础,使得铜鼓能够以优美的形态展现出来。铜鼓文化的繁荣,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。在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中,铜鼓文化吸收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元素,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风格和独特的韵味。
一方面,各民族在冶炼技术上的交流是铜鼓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不同地区的民族逐渐掌握了冶炼青铜的技术。在商周时期,百越民族向中原地区输送了大量铜料资源,中原地区发达的冶铸技术也逐渐传播到南方地区,大幅缩短了岭南先民掌握青铜冶铸技术的过程。考古资料显示,广西出土了大量类似兽面纹提梁铜卣的青铜器,其纹饰整体特征呈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,是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交流的见证。在春秋战国时期,于越吸取了吴越先进的冶铸技术,聘请铸师名匠,金属冶铸工艺实现飞跃,促进了铜鼓文化的多样化和精美化发展。秦朝统一岭南后,先进的冶铸技术被带到岭南地区,推动岭南铜鼓铸造工艺达到新的高峰。例如,当地在铸造工艺方面采用了类似全范式和内模外范式铸造法。
另一方面,楚国对铜鼓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。楚国是古代中国青铜冶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,楚国的青铜器传入岭南地区,催化了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萌芽与产生。而后,骆越人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,并形成了独特的铜鼓文化。出土于广西田东县祥周乡的两面万家坝型铜鼓,墓葬所属时代为骆越人在右江流域的居住时期。秦代以前田东属百越地,春秋战国时期属骆越,楚灭越后属楚,《史记》中载有楚悼王曾派兵南平百越之地,以及楚文化对该地的影响。
正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,铜鼓文化得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蓬勃发展,成为中华文化中富有特色的瑰宝,彰显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。
交融共生:纹饰层累中的多元一体
铜鼓作为文化的载体,在传承过程中既保持了岭南文化的传统风格和特点,也融合了中原文化,不断衍生出新的功能以及形态,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体现。
从传播的地域范围来看,铜鼓文化圈以国家级铜鼓文化(河池)生态保护实验区为核心,辐射红水河流域乃至东南亚地区。铜鼓文化圈涵盖了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南等省份,以及越南、老挝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等国家。铜鼓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,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,也反映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深厚友谊和密切交流。
从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,铜鼓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象征,主要涉及汉族、壮族、苗族、侗族、瑶族、水族、布依族、彝族、傣族、侗族、仫佬族、毛南族、黎族等十多个民族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各民族频繁交流互动,铜鼓文化在各民族之间传播和传承,成为共同的文化符号和象征。
从铜鼓纹饰的层累现象来看,最初的纹饰以太阳图腾为主,后来逐渐加入了各地民族特色元素,如翔鹭纹、羽人舞蹈纹等,越来越瑰丽而繁缛的纹饰反映了先民对形式美和装饰美的追求。此外,铜鼓造型也越来越复杂,鼓面沿后面出现立体青蛙、水禽、龟等动物塑像。鼓腰、鼓内壁和鼓足等处均出现精美的纹饰。一方面,铜鼓文化的一体性体现在其共同的功能、造型和纹饰(太阳纹),多元性体现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铜鼓纹饰差异性;另一方面,铜鼓纹饰的层累结构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。
国家级铜鼓文化(河池)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实践
河池市是多民族聚居地区,红水河系、龙江河系两大水系流经这里,红水河沿岸的村落几乎村村有铜鼓、家家有铜鼓,红水河将沿岸各民族连成一个整体。
在国家级铜鼓文化(河池)生态保护实验区里,各民族在铸造和命名、启用和收藏、婚庆、造屋、丧葬、节庆等场景中对铜鼓的应用,展现了地方民俗文化的丰富性。在命名习俗方面,东兰、环江瑶族买回铜鼓时为铜鼓举办“萨欧别”仪式,反映了人们对铜鼓文化的重视;在婚庆习俗方面,壮族、瑶族使用铜鼓增添浓厚的喜庆氛围;在丧葬习俗方面,瑶族、苗族和部分壮族有丧葬使用铜鼓的习俗,反映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追思和缅怀;在节庆习俗方面,铜鼓是春节、壮族蚂(虫另)节、瑶族祝著节、苗族丰收节、壮族敬牛节等各民族传统节庆活动的重要文化符号和用品,给活动增添了欢乐和庄重的气氛。
可见,铜鼓文化在河池地区是超越民族、地域的分类系统,具有引领性的核心文化类型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:其一,铜鼓习俗本身贯穿于各民族文化之中,铜鼓与各族民众的节庆习俗、歌舞娱乐、民间传说与神话、地方信仰密切相关;其二,铜鼓文化所呈现的礼乐合一、多族共享、深植乡土、崇祖敬老、聚众同乐的特征成为整合文化资源的基础。从铜鼓习俗本身出发,设置铜鼓文化带,整合与铜鼓、铜鼓习俗密切相关的文化资源。其中,壮族铜鼓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流传于云南文山和广西南丹、田林等地的壮、彝、瑶、苗族“铜鼓舞”也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近年来,在国家级铜鼓文化(河池)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整体保护下,河池市发挥其铜鼓数量多、使用民族多、与当地传统节庆联系密切、铸鼓技术高超、保护措施完善等多方面的优势,使铜鼓文化得以长久保存和发展,擦亮了“世界铜鼓之乡”名片。
(本文由《中国民族报》提供,作者单位:郝国强,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;李星莹,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;兰耿灯,河池市民宗委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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